黄慕兰24周恩来：黄慕兰是一个经受得住考验的好同志！

党中央为营救叶挺将军等被囚爱国人士和同志，一则在国民参政会上，由董必武、邓颖超等提案反对囚禁；一则令刘少文与蔡叔厚、李南香等共同营救。

在渝的陈、黄两家弟妹，利用我北伐战友骆剑冰家为联络站，纷纷通过不同途径，努力设法营救我们。

陈石君，志皋之弟，乃李宗仁、白崇禧医官，授少将衔，来探监时我高声言：“九弟，我尚健朗，无须挂心。此狱女囚无单间，但男囚高官有优待室，设法将我调至即可。”

陈石君悲伤地叮嘱道：“嫂嫂，请放心，您要保重自己。”不出一周，志皋便被转移到了优待室中。

1991年，慕兰（本名黄定慧）在底特律与陈石君夫妇相聚，共度欢乐时光。

我被囚禁于普通女囚室，此乃两室相通的宽敞空间，共拘押十六名女囚。除一名公务人员外，众人多为文盲，且多遭冤屈，鲜有涉及政治者。

夜晚，囚室中以煤油灯照明，烟雾缭绕，刺鼻难当。尤甚的是，室内置两大公用便桶，一有盖用于大便，一无盖专供小便，恶臭四溢。

狱中，一五十余岁女犯夜咳不止，扰我难眠。九弟陈石君探监时，托邻近堂兄陈幼丹每周送糖炒米粉、生鸡蛋等，并取脏衣洗净带回。

他虽跛一足，却不辞辛劳奔波照应，情深义重。我将他送的鸡蛋给病号食用，食补胜于药补，她抵抗力增强，夜间咳嗽减轻，众人终得安眠。

我了解到，那老病妇与其子原以划船运货维生，一次运军粮遭风暴，船翻粮沉。虽幸存，但因赔不起军粮损失，已被囚禁五年。

我撰写了抗辩书之余，还为老病妇拟了申诉书，阐明翻船沉粮属天灾非人为，且她因病致贫，无力赔偿，恳请体谅其困境。

得知她堂兄在重庆经营粮行，便寄信通知。堂兄探监后找到保人，将其母子释放。她重获自由后，还托人送来炒米粉一包，以示感激。

志皋转至优待室后，餐食丰盛，他却每餐分我一半，共担艰苦。我因胃病少食，常将菜肴分给同室的病友，以助他们补充营养。

我代老病妇写状子鸣冤，并询问其他女犯被捕缘由后提出申诉，使她们都能公开受审。最终，大家均得公正对待，皆大欢喜。

她们见我产后虚弱，主动承担扫地、倒便桶等卫生任务。我并无图报之心，只是秉持正义，乐于助人。没想到竟得到难友们的悉心照料，这也算是患难中的相互扶持。

在土桥军人监狱，我们仅受审一次，地点是离狱两三里远的关帝庙戏台。我和志皋各由四名荷枪士兵押解，相隔不能交谈，但未受刑具之苦，算是优待。

审讯由三位态度温和的年轻人负责，他们查阅了军统特务整理的档案后展开审问。我依据预备口供从容回答，与前述一致。审讯员听后，未再提出新疑问。

土桥审讯仿照望龙门，笔录难表我意。狱中，我合法撰写抗辩书，详述参与北伐国民革命、入党及与宛希俨烈士结缘，他牺牲后遗孤至今仍在。

我已离党，与中共失联多时。去年赴重庆曾家岩“八办”，只为探寻遗孤近况。隐瞒了与贺昌烈士的姻缘，详述陈志皋之母大义、教子、交友及抗日事迹。

她五十寿辰时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由胡南湖（鄂公）领衔赠屏祝寿。后病逝香港，备极哀荣，国民党多位要人吊唁。我撰哭悼文，发表于香港《国民日报》。

在抗辩书中，我未指责军统特务的反共行为，仅阐明当前处于国共二次合作抗日时期，我立场坚定，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，不因党派歧见而反共。

我至今难忘，抗辩书中警句犹在耳：“反共则遗孤难面对；联共定罪，愿受极刑，与先夫地下团聚，死而无憾。志不可夺，如帅不可夺于三军。”

所述情形与所持态度均与口供内容完全吻合，没有出入。

囚禁于军监时，骆剑冰欲探视未果，便托人送钱与鸡蛋，并留言盼我等待重逢。她还让陈石君传出我的抗辩书，以求社会同情与支持。其患难中的战友情深，铭记于心。

出狱后，志皋告知，我狱中所写的抗辩书传颂太夫人爱国情怀与家族大德，感动陈家弟妹。《国民日报》悼文也被陈训畲剪寄给陈布雷，并谏言杀害我辈影响不佳。

他称：“狱中你的正义抗辩，赢得了爱国志士的同情与尊敬。董必武、邓颖超在参政会上提案反对囚禁爱国人士，获多人支持，令蒋介石及国民党尴尬，你已脱离密杀危险，政治诱降亦失效。”

你独担罪责、英勇无畏，令人敬佩。杜月笙夫妇、王新衡夫妇等曾上山澄清误会，我们虽非帮会中人，却合作抗日，还秘密抢救爱国人士，抢运物资回国支援抗战。

中赈委委员长许世英、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国民党高层，均出面证实我们功绩显著，并无过错。

后来得知，林庚白生前好友叶楚伧的后人叶南，时任国防部二处处长，他与其夫人袁晓园共同努力，为营救我们贡献颇大。

因此，我们在国防部军人监狱获得的优待，得益于上述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与协作。

军统初拟以“挪移公款”罪名判志皋七年，陈石君为安全曾考虑同意。但转押国防部监狱后，知已脱险，便不再认同。最终仅坐两年牢，由陈石君保释，我未见判决书。

获释后方知，我在曲江诞下的幼子，已不幸离世。

李南香抵达曲江，接两个女儿至重庆。途中，二女陈大中坐卡车前舱，因车门未紧，转弯摔出致腿伤昏迷，后被人在稻田边草丛发现。

贵州地势险峻，公路旁峭壁林立，石地绵延，大中幸落山坡侧，否则后果难料。抵重庆青木关后，她先居陈石君家，后至我母亲处，与二妹女郭法瑾共住，允中则住于志皋妹陈宝璋家。

志皋狱中获准读史书，遂将古今冤狱整理成书稿《南冠风雨录》。出狱后，他将其带回上海家中，遗憾的是，该书稿最终未能得以付印出版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家遭三次抄家，库中所有藏品，含古今字画、法律古籍珍本及该书稿，均被抄没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1998年，上海博物馆邀请我参观，提及或有赠志皋的近人书画存馆。我认为，若能找到志皋手稿颇有纪念价值，而名人字画既为馆藏，流传更广，无需亲看。

1945年1月，重庆国民政府发布通告，指令对我们两人实施交保释放的措施。

陈石君迎接我们出狱，并安排在南温泉小憩数日。随后，我们带上二女大中，前往七妹陈宝璋家接大女允中，全家四口最终在青木安定下来。

陈石君热心助人，为救我们四处奔忙，不惜磨破数双皮鞋，真乃孝顺友善、性情真挚之人。

80年代错案平反后，林林同志（原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，已离休）在北京告知我，恩来同志赞誉黄慕兰为经得住考验的好同志，她在军统特务监狱中忠诚机智，未暴露身份与党的机密。

获得中央领导如此评价，即便历经重重困苦、承受诸多委屈，我内心亦深感宽慰与满足。

阴历年关将近，我们暂住在志皋堂姐陈芯珠夫妇青木关的家中。芯珠姐大我两岁，由志皋父母抚养长大，对我们热情款待。她婚后系由骆剑冰鼓励离家，经蔡叔厚做媒，与章锐初结为连理。

堂姐夫章锐初是位深谙四书五经的旧学人，性格憨厚且学识渊博。他与妻子恩爱有加，育有一子惠庆，天资聪颖，三岁便能背诵唐诗，被誉为神童。

蔡叔厚的姐夫蒋志澄时任教育部总务司长，他介绍章锐初为总务科长。我们一家靠此公职为生，住进他们三间平房中的西间书房，东间住堂姐夫妇，中间的堂屋共用。

志皋之妹秉璋、宝琦在重庆求学时，常访骆剑冰家询消息。闻取保开释之喜，即安排我们借住芯珠姐家，得以暂时安顿。

战时重庆住房紧张，芯珠姐家郊区较宽敞。客人来时，堂屋拼桌为床。她勤俭持家，教我烧煤灶、酿酒，一起买菜。后院宽敞，大树成荫，生活便利。我们安居近一年，后返沪。

狱中我坚称已脱离共产党，保释后为保护陈、黄、李三家及朋友安全，不能直接去曾家岩“八办”。领导指示我暂居乡下，隐匿行踪，调养身心，等待后续指示。

因保释出狱，我们无法复职。志皋直至抗战胜利返沪，方于1946至1948年间兼任法政学院教授。在青木关时，我们一贫如洗，生活极为艰难。

当时的生活开销，主要依赖两项收入支撑：

一是得江南义士王艮仲先生相助；二是母亲变卖首饰，加之三弟彰任夫妇从宜宾汇来约十两黄金价值的救急款，雪中送炭。

我尽量精打细算地使用这些钱，从中积攒下了足够在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的路费。

陈石君人缘佳，白崇禧告之，国民党中央计划抗战后由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，欲聘志皋为高级参谋，享中将待遇，并邀我们至白家赴宴。我们觉此事重大，未敢轻应。

我通过秘密渠道，在重庆三六九汤圆店与刘少文会面。他转达了中央及周恩来、董必武等领导的关怀：“青山常在，柴薪不绝，先养好身体，日后必有重任。”

关于志皋的去向，他表示需先向上级汇报后再给答复；对于白崇禧的宴请，他提议以怀孕身体不适为由，委婉拒绝出席。

为防敌特跟踪，我仅进城一次，忙于家务。而志皋在青木关虽感寂寞，却无盯梢之忧，常进城与蔡叔厚等人相聚，共盼前线反攻，抗日胜利。

数日后，刘少文传达中央指示：抗战已至反攻尾声，胜利在即，请勿轻率随李宗仁赴北平。上海工作基础良好，宜静待抗战胜利，再遵中央安排。

不久，日本侵略者果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。但因日本人轻视中国，未直接向中国政府投降，而是向美国盟军司令部宣告投降。

广播宣布抗战八年终胜，中国人民欢欣鼓舞。重庆居民燃爆竹、饮庆酒。逃难至大后方的“下江佬”尤为兴奋，将返江南重建家园，无不欣喜若狂。

日本投降后，刘少文传达中央指示：速回上海，重启通易信托业务，主联金融文化界，续作统战联络点，并即刻恢复“银联”“文联”成员联络。

当时，我怀着小儿子，迫切想回上海。志皋便托人帮忙，在渝申航班的长兴轮上订到房舱，我携两女及陈秉璋一同乘船返回上海。

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潘小萼（妻与宋美龄同窗）受命赴沪参与接收，拥有专机。他告知志皋：长江未全清雷，首轮船返沪危险，建议嫂夫人同乘飞机。

尽管他出于善意，但我们觉得无故受重礼不妥，且同行者众，船舱已订并付款，为避免退票添麻烦，我们婉拒了潘的盛情邀请。

潘小萼乘专机从重庆起飞，因大雾偏离航线，最终在云南边境坠毁，全家罹难。我们乘长江轮船经三峡至武汉，遇故障停航多日，后换乘他船，平安抵达上海。

1946年，陈家兄妹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，记录下了他们珍贵的团聚时刻，画面温馨，兄弟姐妹间的情谊在镜头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前排座位从左至右依次为：宝琦、引璋、赓虞及石君。

后排人员从左至右依次为：寅谷、延骧、志皋、振九及致和。

此时，我仅剩乘坐黄包车的钱，于是唤了三辆黄包车，前往志皋之弟廷骧及其妻励英的住处。

上海沦陷前夕，廷骧未婚，与我们共居复兴中路西班牙式小洋房。因我们，他常与阿英、于伶、蔡叔厚及世界与中国社同仁交往。

阿英离开上海时，留下许多书籍让廷骧保管。待到全国解放，阿英在天津担任文化局长之际，廷骧亲赴天津，将这些书籍当面交给了阿英。

励英乃陈太夫人侄女，自幼与廷骧青梅竹马。婚后（迁离上海），二人将复兴中路宅邸售出，换购两处里弄洋房，遂与寅谷弟分住。

日寇占领上海租界，廷骧夫妇前往新四军辖区，励英短暂参与当地妇女工作，但因体弱多病，最终返回上海。

他们见我们安全返回，又惊又喜，共贺历经劫难后的重逢。房子虽小，勉强可住。陈家情深，夫妇热情款待。廷骧即刻助我解决住房与复业筹划。

#百家说史迎新春#